从分局报警回来后，我总觉得有点悬，感觉这次报警没什么作用。

　　正如罗春燕说的那样，记忆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味，如何能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证据？

　　除非是把这些记忆重新输出来，再植入到警察或者法官的脑子里面，然后，这个警察或者法官亲自作证，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成为证据。

　　但前提是，这个作证的警察或者法官的记忆必须不正常，失忆了、或者间歇性失忆，而且正好时间段也准确，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可是，当一个警察或者法官是个失忆者或者患有间歇性失忆的话，他会是法律层面上的合格的警察和法官吗？

　　既然不合格，那又如何能够成为法律层面上的证人？

　　……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分局报警后的第二天，我再去分局的时候，分局的警察告诉我，他们无法受理我的这次报警，除非有证据能够证明我脑海里面的记忆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一个流浪汉的，否则，警方无法受理。

　　我不禁一阵苦笑。

　　记忆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我如何证明？

　　但要想依靠法律来解决，就必须要有证据证明。

　　因为，法律讲究的就是证据。

　　走出分局的时候，我的脚步踉踉跄跄。

　　要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这个希望没有了，那么，我是谁的答案，可能这辈子都是个谜团了。

　　我很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

　　回来后，我冲到冲凉房，把水龙头打开，开到最大的水量，然后，将脑袋低在水龙头下面，反复冲洗。

　　虽然从失忆后，我没有歇斯底里的将情绪表达出来，但每次，在问自己是谁的时候，我的脑袋就开始膨胀。

　　可怕的是，你越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越想知道自己是谁。

　　可越想知道自己是谁，脑袋就越是膨胀。

　　脑袋越是膨胀，就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越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越想知道自己是谁。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循环。

　　为了知道自己是谁，我在罗春燕的父亲的公司里面从来没有请过假，每个月的工资，也从来舍不得多发一分。

　　即便这样，我在记忆储存库做记忆植入的手术费还是远远不够。

　　罗春燕无私的资助我百分之七十的手术费。

　　可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没有了记忆，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记忆储存库怎么会把我的记忆弄错？

　　既然植入我脑海里面的记忆不是我本人的，那么我的记忆呢？弄哪里去了？

　　难道也像我一样，在给别的顾客做记忆植入手术的时候，错将我的记忆植入了进去？

　　唯一有可能知道我记忆下落的人、就是记忆储存库那个专门从储存库拿记忆芯片给手术室做记忆植入手术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个工作人员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从那天之后，再也没有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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