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的《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湖上游的关帝祠中，是屯军垦荒时，从土中挖得的。

　　其内容不见于《后汉书》，但文辞古奥，书法浑朴，肯定不是后人依托的。

　　因为是在偏僻的西域，没有人摹拓，石刻上的刀痕笔划还完整无缺。

　　乾隆三十五年，游击官刘存存（这是他的字，其名偶而忘记了。武进人）摹刻了一个木本，将火药洒在上面，烧成斑斑驳驳，极像古碑。

　　两个本子并传于世，鉴赏家大都以旧石本为新，以新木本为旧。

　　与之争辩，傲然不信。

　　同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又有亲眼目睹的人，却还会如此的真伪颠倒，更何况千百年之外的事呢？

　　《周易》的象数，《诗经》的小序，《春秋》的三传，或者是和圣人同时，或者是离古代不远，师徒授受，头绪很清楚。

　　宋代的理学家却说：“汉代以前的人都不懂，我凭借理弄懂了。”

　　和此事很相像吧！《阅微草堂笔记》